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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以曦 轉錄自台灣電影筆記

電影《柏林地下情》由德國導演嘉士伯‧海德巴赫(Kaspar Heidelbach)執導,如電影原片名的Berlin 36所示,這是以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為背景的故事。電影改編自傳奇女運動員葛瑞朵貝格曼真實經歷。《柏林地下情》也在大銀幕上重現了當年那場經典奧運盛事,而真實故事兩位主角,皆曾出現在蘭妮萊芬斯坦的紀錄片《奧林匹克》。

這本身就是非常戲劇化的一段歷史經歷。納粹德國岐視猶太選手,卻又必須利用猶太選手,才能杜當年國際之悠悠眾口,才不會讓其他國家為抵制賽事,而讓奧運少了盛大與風光。猶太跳高女選手葛瑞朵貝格曼的出賽,正是為了平息該時的抵制風波。

但場上另一位選手為瑪莉,然而瑪莉原來不是生理女性,而是有著性別錯亂的男生,可是當局儘管知道真相,還是讓他上場比賽。而原本應是對手的兩位選手,卻在相處過程中相知相惜,而這段友誼其實就是電影所謂的「地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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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地下情》是一部可以由多個面向切入的電影,也因為如此,電影導演似乎有點舉棋不定,沒有非常具體與深入對特定面向作更進一步的探索,是有點可惜的。但這部片卻也呈現給我們一種比較接近全景的視野(雖然當然是出於批判納粹的角度)。

葛瑞朵貝格曼的處境原就是複雜的。她能夠參加這場奧運原就是因為納粹要利用她以讓國際閉嘴。換句話說,她的參賽與其說是個人的運動天賦,不如說是這整場棋局中的一枚小卒。運動場似乎是一個公開公平的競賽場?但棋局不就也是一個原本被認為公開公平的競賽場嗎?是以,假如葛瑞朵貝格曼理解(也接受)自己是先驗棋局中的一枚小卒,她不也應該當然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到底也將是面前這場棋局的另一小卒。

這是我覺得非常有趣與深刻的題材。人的理性和感性之如何搭配得宜,其實是難以駕馭與錯亂的。那並不是電影在比較約略的呈現底所展現給我們的如運動員之自我期許與全力以赴,以及不畏強權。如果回到那個時空,電影能給我們相當具有一般性且令人震撼的提醒是,事實是,或者從不成立有一場真正「公平」的賽局,那個精確而講究的運動場上,總是在比賽開始就已經傾斜了,非關場地、器材、規則或裁判,而是更先驗的,這是誰的主場,這是為何而舉辦。穿透了這一點,則場上所有競爭與堅持,若非虛無與荒謬,便是個人的必須擔負起重新詮釋一切意義。他對抗的對象永非被運動場、大會所定義的任何對手或領袖,而是自己。這是唯一公平的爭戰。倘若我們想要在競賽中伴隨有公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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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從這個角度,瑪莉之對於自身存在的解讀與接受,更是值得玩味。相較於葛瑞朵貝格曼的被預設弱勢,瑪莉則被預設地身處強勢,先不談兩人其實反諷地之於自身真實存在的強弱勢反而倒反(一個自信於自己的優異天賦,另一個除面對自己的性別錯亂焦慮,還要自卑於竟是得靠這種政治上的矛盾將自己拱至榮光),電影鋪陳的重點在於兩人的友誼,而在這個幽微的情感來回之間,卻不意地顯現了,人與人的情感之經營、之來回拉扯傾斜,才是人間唯一公平的賽局,因為這是人自己就是開啟棋局者,且同時是棋子本身。

這是納粹時期無數故事中的其中一個,也有著命運的無奈、人間的神秘、幽深的人性與生存之謎,以及令人動容的,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給予的情感之超越任何一筆時空預設地永遠可以真正寬大與無私。而又因為有了奧運與運動場背景的疊映,使得這個雖戲劇化卻到底凡長的小故事有了無比立體的潛力。

而電影幾乎沒有深入論述的性別倒錯的部分,則是另一相當餘韻不絕的設定。往常我們總認為男性優越於女性,因此似乎讓男生加入女生組比賽是「不公平」的,可是假如是外型與養成文化都比一般女生更女性化呢?如果甚至還有性別錯亂的心理困擾呢?我們不通常也覺得「正常人」比上述者更有優勢嗎?所以相形下更纖細與承受更複雜心理難題的瑪莉,之於這場賽事,姑且不論往後表現,從一開始,這到底是對誰比較辛苦與不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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